世行内部，章晟曼是“最年轻的执行董事”、“最年轻的副行长”、“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他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1994年，章晟曼被派往纽约，出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1997年11月，40岁的章晟曼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该机构大量的日常事务。如今，在坐落于华盛顿市中心、俯瞰白宫的世界银行总部大厦12楼，章晟曼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每当行长出差时，主持世行日常工作的人，就是他。
创下一连串“最年轻”
章晟曼祖籍绍兴，长于上海，在小学、中学里一直都是优秀学生。1974年，他进入复旦大学，被作为国家重点外交人才进行培养，主修外交、经济。毕业时恰逢“文革”结束，中国决定派遣出国留学生。章晟曼经过了全国统一考试，成为第一批前往国外学习的20个幸运儿之一，被公派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习。
回国后，他进入财政部，从普通科员起步，一路拾级而上，直至副司长。
1994年，章晟曼被派往纽约，出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在代表中国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两年中，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对他的工作才干很赏识，请他到世行担任副行长并兼任秘书长。另外两位副行长一个来自德国，一个来自瑞典，章晟曼和他们合作得很愉快。
1997年11月，40岁的章晟曼出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该机构大量的日常事务。
在世行内部，章晟曼是“最年轻的执行董事”、“最年轻的副行长”、“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他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不仅能够胜任而且非常出色
每天早上7时左右，章晟曼就驾着自己的车，从弗吉尼亚到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世界银行总部上班。每天，他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工作时间超过14个小时，日理万机。
平时，章晟曼有三个秘书，两个助手，他们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瑞士等不同国家，6个人像一个团队一样合作，配合默契。
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时，章晟曼和同事们沉着应对，废寝忘食。
当印尼内乱时，他负责世行参加印尼危机观察组的100多人的工作和安全，展现了他的果断和组织才干。世行的大规模人事制度改革，也是由章晟曼主持的。他克服来自各方的阻力，在事关所有人利益的复杂局势中，抓住问题的关键，最终建立了一种来自不同世界互相合作的灵活的雇佣工作人员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
“行事低调，工作得法，既不引发争议，也不世故圆滑。”这是同事们对章晟曼的评价，也是他工作作风的写照。
上任世行常务副行长之初，章晟曼就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不讲演，不剪彩，不搞形式主义。他把时间用来做实事、说实话，工作时讲求效率，极少优柔寡断。在世行内部的优秀管理者评选中，他榜上有名。
“柔韧的铁腕章晟曼在扭转乾坤”―――世界银行的一份简报上这样写道。章晟曼以自己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中国人在以西方人为主体的国际性大机构中工作，不仅完全能够胜任，而且能做得非常出色。（高慎盈等文摘自《解放日报》）
章并不是想象中的不怒而威，而是下巴浑厚脸蛋圆通的一副佛相，温润如一块碧玉。尽管手握重权，主管世界银行六大地区的发展业务，并负责世行内部的人事工作，他还是会轻声告诉你，“我是世界银行这个‘小联合国’的公务员”。
起点：放牛养猪
章晟曼的办公室宽敞明亮。要知道，这是三大国际经贸组织之一的世界银行第二把手的办公室。
在27年前，章断然没有想象过以这种“世界公务员”身份坐在这么大的办公室里，那时他的理想是当个教师。
公务员是命运对章的安排。在1974年入读复旦大学时，他是作为国家重点外交人才进行培养的对象，主修外交、经济方面的课程。这归功于他中学时出色的成绩，生长在上海杨浦区的章晟曼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小干部。“我那时候学习还是不错的，中学里最后一次考试全部都是满分。”说到自己的成绩，章晟曼显得十分骄傲。
当然1974年的时运是作弄人的。入读复旦大学后，所谓的大学生活有两年是在崇明干校度过的。“在干校，要放猪，放牛，烧饭，插秧。”像很多上海人一样，他的普通话中带有一点南方口音，偶尔也有平翘舌音模糊的时候。
崇明的天空异常开朗，章却没有在放牛养猪的田园生活中迷失自己。一有空闲，章晟曼就抱起那本几寸厚的英语字典，他始终没有忘记，英语是他们特招班的主要课程。“我们那时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只能背字典。”章晟曼比划着说，“这么厚的书，一页一页地背。不过这对我很有用。我后来出国留学，词汇量就没有太大问题。”
想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必经面壁十年苦心孤诣的上下求索。学习几乎可以说是章晟曼大学生活的全部。章晟曼坦言，“这段经历倒是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书很愉快，受到外界的干扰也很少，所以章在大学里依然保持着优秀的学习成绩。
“简单”是章回忆学生生涯时最常用的一个词。当时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接受信息的机会，思想也比较单纯。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自己需要考虑的也并不多。他当时只想着要学好，为国家作一些贡献。
毕业时，正逢国家选派留学生，他在老师的鼓励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参加了考试。赶上了报考的末班车，数万英语词汇早已成竹在胸的他顺理成章地成为20名幸运儿当中的一个，踏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这振翅一飞，背负的是国家的期望。公派出国的开销都由国家负担，每个月的零用钱只有100多加拿大元，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在行动上，他们也受到很多限制，出门大多要求“小组行动”。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学成回国后的章晟曼并没有当成老师，而是进了国家最需要他的财政部。
韬光养晦平步青云
在世行，他也和大多数在华盛顿工作的人一样，每天送儿子赶上早晨6：50分的校车，然后从弗吉尼亚开车到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世界银行总部上班。章从不认为自己可以趾高气扬。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平步青云地走到这里。
70年代末的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并不多，像章晟曼一样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喝过几年“洋墨水”的更属凤毛麟角。但是不平常的经历并没有让章晟曼骄傲自大。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低调”。他说，“我不觉得喝了几年‘洋墨水’就高人一等。”
“韬光养晦，善于观察”是章晟曼的座右铭。在众多工作中，章晟曼认为对他最有帮助的是为国家领导做翻译。“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摩、学习的机会，对我后来看待问题，判断事物都有很大帮助。”章晟曼说。与此同时，他也吸收部里一些老同志的工作经验。
“80年代，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老的，碰撞激烈，但是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舞台。”章晟曼靠自己踏实肯干的态度，慢慢在这个舞台上崭露头角。
“我担任处长时，只有30多岁，非常年轻。因为部里老的退休了，新的缺乏经验，中间有一个断层。我被选上，也许是矮子里拔高个吧。”章晟曼笑着说。
“以前我们财政部的司长说我是‘内秀’，我这个人话不多。但我的人际关系很不错。”章晟曼在中国财政部沿着科员、科长、副处长、处长和司长拾级而上。“这是很正常的晋升路线，我一级都没有错过。只是速度很快，平均每两年就会升一级。”
“没有领导的信任，给我机会，我的能力也没有办法表现。但是一旦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想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这种谦逊态度加之过人的能力和海外留学经历，使财政部领导在需要向中国推荐中国代表时，首先想到了他。
在世行，通常顶极管理层里工作的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章在其中沉着应对，很快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刚过不惑之年的章晟曼在1997年接任常务副行长时，行内震动不小，他安之若素。
平衡世界的魅力
在华盛顿明媚的阳光中，章偶尔沉思，像在回忆什么。
在当上世行常务副行长之后，章晟曼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不讲演，不剪彩，不搞形式主义。”作为一个高层管理人员，这不仅让他从一些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有更多事情做一些实事，也为他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在世行内部最近进行的优秀管理者评选中，章晟曼也是榜上有名。
管理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型机构，需要平衡的艺术。
章晟曼擅长的是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共性。他说，“管理的经验，中外相似的地方多于不同的地方。我们有时候把不同的地方夸大了，其实大家都是人，虽然语言不一样，心理方面都是差不多的。都有一个调动积极性的问题，都有一个约束的问题，都有需要执导和引导的问题，都有关于怎样发挥的问题，都有怎样利用培养的问题。”管理显然是章晟曼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他的话开始多起来。
工作中间难免涉及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如何有效合作有时候会让章晟曼头痛。“世行也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有时候要进行一些改革很难，不能马上看到效果。”章晟曼不讳言工作中的问题，“但是我至今还没有遇到什么难处是不能克服的。在这里，大家的工作职责还是很分明。”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章晟曼处理起来是果断而不含糊的。
中西方文化的熏陶让章晟曼尤其懂得兼收并蓄。他常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政治经济现象，也接受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影响深刻，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对他协调管理工作不无帮助。章晟曼无所偏爱，他采用的是“拿来主义”。“拿来不是囫囵吞枣，拿来是要消化适应。”虽然每个中学生都能对“拿来主义”讲个头头是道，但也许没有一个人会将鲁迅的这个思想这样自如地运用在生活中。
龙是他一生的情结
最为醒目的装饰是墙上的一幅“龙”字。其实他并不属龙，而是属鸡。这是他的中国情结。没有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有自己的成长，章坦言，他特别关切中国面对WTO的机遇。
“加入世贸对中国是好的。”章晟曼对此没有怀疑。“国内的企业会有压力，有些企业会垮掉。但是加入WTO，可以增加出口，使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对于竞争，章并不觉得中国有什么可害怕的。“越是怕，越是会垮。”它相信中华文明特有的凝聚力能够保持自身的特色，在全球话的浪潮中站立。“全球化是势不可挡的。靠堵，是堵不住的。关键是‘疏通’和自身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章晟曼来看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国家的实力，和个人的实力一样，在章晟曼看来重过一切。“光说是没有用的。谁的实力强，谁的声音大。我走过近100个国家，看到的例子太多了。”章晟曼渴望中国发展之心是迫切的，他认为也许我们不能不选择经济。“中国要发展，但是中国这么大，我们恐怕还是需要一个渐进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吧。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中国恐怕也不能例外。”
尽管如此，章还是很清楚地分清作为世行常务副行长和一个中国人的界限。从中国驻世行的代表到管理世行的领导，章晟曼经历了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虽然世行新旧两任行长选中他担任重要的工作更多的是出于对他工作能力的肯定，章晟曼也坦陈，中国的发展对他个人的发展也起到很大作用。
常年和世界各国的使者打交道使章晟曼看事的眼光跳出国家的框架。“我现在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
一谈到发展，章晟曼显得兴致勃勃。在世界银行这样一个着眼于发展的机构工作了近10年，章晟曼为每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帮助的项目的落地感到骄傲。在美国，和章晟曼差不多同龄的人掌管着资产上百亿的大型企业。章晟曼觉得没有理由美国人可以做的，中国人就不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他们要赚钱，而我们世行是不赚钱的。我自己当然也不缺钱。我总还想要做一些贡献。”
像年轻时想的一样，章晟曼并不是非常在意用怎样的形式做贡献。“现在在世行做的工作很有意思。以后退下来，做个老师也不错。”章晟曼觉得人才十分重要。“将来的国际竞争，其实是人才竞争。中国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质。”所以他对教育问题特别重视。
他对中国的年轻人寄望很深。“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见识多多了，如果能好好学，可以大有作为。”章晟曼还是把学问放在首位。确实，如果没有那种想把知识学好，想把事情干好的思想，章晟曼也许没有今天的成就。也正因为有了扎实的知识和经验做背景，才能使他在管理者的岗位上游刃有余，才能使他自信地说，“我这一生并没有遇到过很大的挫折。”有实力，才有自信，有自信，才能将人生的起落看成云淡风清。
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章和许多在海外的华人一样，不改望子成龙的东方心态。
“我儿子12岁，刚刚在弗吉尼亚的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说此话时，章先生俨然一个骄傲的父亲。虽然繁忙的工作使目前教育孩子的重任都落在妻子的肩上，但章晟曼也不是一个刻板冷漠的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像自己一样在东西方文化中自由穿梭，但他说：“虽然我觉得孩子都应该吸收，但我并不强求他。”
章就是这样一个温和而包容的龙的传人。
章晟曼
世界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世行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籍。
主管部门包括：非洲、中东和北非、南亚地区；业务政策和国别战略副行长直辖部门；可持续环境与社会发展业务局；信息管理副行长直辖部门，人力资源副行长直辖部门；以及质量保证和综合服务局。他同时兼任世行业务政策委员会、制裁委员会、反诈骗与腐败政策委员会主席。此外，还负责监察调解业务局的工作。
就任现职前，章晟曼曾于1995～1997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1994～1995年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章早期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担任高级职务。
章晟曼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哈佛大学高级管理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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