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免不了会回想大学时的光辉业绩，而那些当年成绩最好的同学，又自然是大家经常关心的。无意中我发现，那些大学中成绩最为出色，被同学、老师寄予厚望的同学，多年后在专业方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出类拔萃，而原先不怎么出名，甚至是事业上不怎么被看好的同学，倒是事业有成。我原以为这只是现在大学教育中存在的现象，不料翻阅胡适日记，发现胡适之的时代也是如此。1931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看完《中古思想史》试卷。上年下学期，我讲此科，听者每日约四百人，册子上只有二百人，而要“学分”者只有七十五人。

　　这七十五人中，凡九十分以上者皆有希望可以成才。八十五分者尚有几分希望。八十分为中人之资。七十分以下皆决无希望的。此虽只是一科的成绩，然大致可卜其人的终身。

　　在这要学分的75人中，90分的，有8人；85分的，有8人；80分的，有14人；75分的，有6人；70分的，有14人，余下的就是专业上“决无希望”的了。而这“决无希望”的23人中，有4人被胡适打了零分，原因是互抄。被胡适认为最有希望的8人中，后来出名的真不多，85分的群族中也不怎么样。倒是80分中出了个有名望的，那就是后来被不少新儒家视为重量级思想人物的牟宗三。牟宗三是山东栖霞人，1927年考入北大预科，1929年升入哲学系。在胡适的花名册上，牟宗三注明是哲学系二年级学生。胡适除了给牟宗三打80分外，还有两句批注：“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如此评语，此生在胡适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事业前途。但偏偏是这位学生后来做得最为出色。

　　同样的情况在胡适之身上也发生过。在1934年3月27日胡适日记中，保存着一张宣统二年（1910年）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这一次共有70名学生考取，学生榜是按照考分高低排列的，第一名是来自上海南洋中学的考生杨锡仁，平均分数是79.35。第二名是来自江苏江南高等学校的考生赵元任，平均分数是73.4。第三名是唐山路矿学校考生王绍，平均分数为71.85。胡适排名第55，是来自上海中国新公学的考生，平均分数为59.175。假如按照成绩来排的话，胡适应是在中下水平。但就是这位排名第55的考生，不到10年便“暴得大名”，一跃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声望和事业成就大大超过了其他同学。假如再溯源看看第一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参阅《北京大学史科》）第一卷），前三名如程义法、郑煦、金涛，今天能知道他们名字的可能已很少，大家不知道这些人的事业成就。倒是排名后面的如梅贻琦（第6名）、胡刚复（第13名）、王世杰（第15名）等，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历史的往事当然不一定全都反映出事实的全部内容，譬如，有些学生当初的确是优秀，但考官的评价尺度和后来种种困扰个人事业发展的因素太多，也会造成人才的最终夭折。但反过来，也让人看到，事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多种方式多渠道的。一条道走不通，说不定换一条道却可以走通。这样的道理简单是简单，但置身其中有时是很难悟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