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大多数有抱负的商科教授纷纷西上美国发展。现在，他们的目的地正好相反：亚洲正成为一流管理思想家的热土。

　　过去一年，全球一些最著名的商科教授来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福库商学院(Fuqua school)前院长布莱尔 谢泼德(Blair Sheppard)、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udge商学院(Judge Business School)前院长阿尔努 德梅耶尔(Arnoud de Meyer)、英国华威商学院(Warwick Business School)前院长霍华德 托马斯(Howard Thomas)和鹿特丹管理学院(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前院长叶恩华(George Yip)只是其中少数几位。

　　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营销学教授、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前院长约翰 奎尔奇(John Quelch)表示，商科教授蜂拥来到亚洲，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今年1月，奎尔奇来到上海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院长。他表示：“相关的增长轨迹更有利于亚洲，而非欧洲和美国。最近美国的政治僵局加剧了人们的不安感。”

　　奎尔奇补充称，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往往是政府真正愿意投资高质量的教育。“在研究经费方面，教授们感受到了发达经济体削减高等教育资金的影响，尤其是国立大学。他们被要求从事更多的教学工作（从而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开展研究）”。

　　新加坡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尤为明显――该国商学院正以“千万薪水”来吸引顶级教授。目前担任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校长的德梅耶尔表示：“我想我们全都感觉到了，亚洲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投资教育和机构，它们对研究和教育的投资意愿非常强烈。”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营销学教授贝恩德 施米特(Bernd Schmitt)表示，即便按美国的标准而言，亚洲的投资力度也非常大。施米特将在今后两年在新加坡负责筹建亚洲消费者研究所(Institute on Asian Consumer Insight)。该研究所将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耗资7700万新加坡元（合6400万美元）创建，并由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ical University)运营，“这是一个大项目。它不可能出现在美国或欧洲”。

　　现任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Lee Kong Chian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的托马斯表示，亚洲在研究上的投资意味着，在美国商学院青睐的严谨、数据驱动的研究方面，目前许多亚洲商学院的竞争力已处于顶级水平。在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编撰的全球100强研究机构排行榜上，亚洲有10家商学院上榜，而欧洲仅有6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在亚洲和欧洲都有分校。

　　然而，托马斯表示，在证明了自己在美国正统研究理论方面的水准之后，亚洲商学院目前正在发展自己的基准模式。“美国模式曾占主导地位，但现在你会看到诸多革新”。

　　叶恩华认为，由于商业机会瞬息万变，亚洲最好的研究员有必要采取与美国研究员不同的方式。“中国人喜欢学习更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美国商学院向来拘泥于发表学术期刊这种正统研究。它们偏爱理论而非内容。在新兴市场，所有的研究都是关于内容的”。

　　这种快速创新是亚洲让顶级研究员们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如何管理两位数增长的公司、或如何向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人群营销等问题是亚洲研究的核心。对担任中欧中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的叶恩华而言，问题在于创新为何会出现在一个以模仿闻名的国家？对施米特而言，这个问题与消费者研究中所做的假设有关：“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基准点……在未来，亚洲消费者可能成为基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