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素质考核的标准看，考分第一并不意味着素质第一，是完全可能落榜的。导师得招有研究能力的学生，完全可以在面试中刷掉自己认为高分低能的学生，面试招生正是中国当下高考和研考招生的改革方向。可是，由于社会在公平性、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各种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一项初衷再好、设计再缜密的制度，在这种基础秩序中运行时，都会在找关系、递条子、塞票子中发生扭曲和变异。“考分第一却落榜”事件中，人们其实并不排斥面试招生，而是对其后的基础秩序非常不放心。
正源于这种制度性焦虑，公众即使对高考的应试弊端非常痛恨，可一旦有人想革全国统一高考模式的命时，就会遭到公众强烈的反对，“宁可损失几个钱锺书也要高考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正源于这种制度性焦虑，公众容忍了政府许多“一刀切”的公共政策，因为越复杂的政策留下的漏洞越多，而越简单、越一刀切式的政策可钻的漏洞越小。
制度性焦虑还造成了国人在腐败问题上的人格分裂：一方面极端讨厌腐败、反感走后门，可另一方面，当自己参与某种利益分配时，又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送点礼――不送的话会觉得非常不安和焦虑，觉得“人家都送自己不送”当然会处于劣势。不是有医生以此论证收红包的合法性嘛，不收的话病人会非常不安；不是有贪官以此为受贿辩护嘛，拒绝的话会让送礼者很害怕――这不是狡辩，而是制度性焦虑中扭曲的社会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