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堂里的宋押司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叫阎婆惜的女人逼上梁山，但他更不会料到自己冥冥之中会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只团队，一只可以打败政府正规力量的团队。身为国家公务员的宋押司对于官场里的游戏规则是谙熟的，他知道钱不仅可以买到东西，也可以买到人心。然而宋押司毕竟对团队管理经营没有较深的研究，当然当时也不会有诸如MBA等职业管理人才供他使用，所以当他用心良苦地想要让团队走出水泊，给大家一个所谓“出路”的时候，这个独一无二的强势团队也走向了自我瓦解的宿命。

    蓼儿洼里独自徘徊的宋押司也许会困惑，一个强势团队的生命周期怎么会如此的短暂？在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没有少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安排了团队的负面走向？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存在着与宋押司同样的困惑。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企业家们普遍感到气紧，任何一个企业想要在这样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经受各种外部力量的冲击，就必须拥有一个强大、坚实、忠诚的团队。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渴求一个强势团队，希望一种绝对的强势力量来成就企业的辉煌。除去天时、地利的因素，强势团队本身是一种人势的刚性力量，但是任何刚性的东西都缺乏韧性。强势团队内部核心实际是个易脆的东西。如果领导者无法合理地驾驭，强势团队给团队本身带来的就不会是强势力量，而是导致团队走向衰败的祸根。这就是强势团队的宿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宋押司领导的一百单八人团队的兴衰来证明这个答案。

    一、 梁山泊团队内部构架的不平衡性

    1、 不同阶层带来价值观的不一致

    通过对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身份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出身农民阶层和绿林的人数占总数的28%；出身官吏的人数占总数的31%；知识分子人数占总数的4%；其他阶层人数占总数的6%。从数字上对比分析，梁山泊团队里官吏和农民、绿林阶层是团队主要构成力量。而这两种阶层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是始终对立不可调和的，因此二者的价值观从本质上来说是不一致的。不同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就会在团队中形成两股对势的力量。由于两种力量在团队内部所持人数比例不相上下，所以这两股力量势必造成整个团队内部价值取向的不一致。

    此外，由于出身阶层的不同，各阶层成员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取向就会差异，各阶层成员所秉持的道德观就不会统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出身官吏的人在行为上当然地就会趋同，甚至仍会以原有官级来衡量对方；而出生社会底层的农民和绿林阶层也自然地会以先来后到，属功大属优先的逻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因此，二者遵循的判断标准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制度的调节只能就其表面进行辖制，但无法就其根本化解矛盾的存在。

    2、 不同群划带来的利益不一致

    通过对梁山泊一百单八人落草因由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原官吏出身的成员几乎都是被逼或被迫走上梁山泊的。所以这部分团队成员在从本质利益出发点来说，他们是不愿意留在梁山泊团队的；而原农民和绿林出身的团队成员大多数都是官逼民反或寻求出路走上梁山泊的，因而这部分人在本质利益上希望团队能够给与自己稳定的安全保障，希望团队能长期存在。

    同时，团队内部由于各种利益集结成的群体又给这个表面上忠义不二的团队带来了分裂因素。由晁盖、宋江、二龙山、华阴山、浔阳江、黄门山、清风寨以及各种结拜兄弟、血缘关系、同事官僚组成的利益群构成了梁山泊复杂的关系圈。虽然施耐庵在《水浒》中就这些关系圈着笔不多，但这个庞杂的关系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团队成员之间利益的不同就会带来成员对团队目标思考角度的不同，这样就会导致团队凝聚力的减弱。

    二、 梁山泊团队内部文化的脆弱性

    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导致了梁山泊团队不被社会主流承认。所以作为团队管理高层对外打出了“替天行道”口号，试图在宣传上扭转世人对梁山泊的看法，当然这主要是针对政府方面。同时，对内倡导忠义二字，强调团队之间重情感恩，试图在内部建立稳固的情感文化体系。诚然，团队由创立到发展壮大的时期，这样的团队文化对稳固团队，统一思想、调和矛盾是相当有意义的，特别是在缓解那些被迫逼上梁山的官吏阶层的不安情绪上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作为本身就带有“匪气”的梁山泊团队来说，以打家劫舍的方法来迅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其必然的选择。而由于没有支柱性产业的存在，经过粉饰的团队文化是无法改变团队自身性质的。所以，经历一段过渡事期后，团队的决策管理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招安”是他们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但“招安”如果执行就势必完全否定原来的团队文化，因而，由于团队内部文化定位的不准确，导致了团队在前进途中方向的紊乱。